21世纪战疫，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从未缺席！

（节选）

      进入21世纪以来，人类已历经数次新发呼吸道传染病疫情，包括2003年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sever acuterespiratory syndrome，SARS）、人感染H5N1高致病性禽流感、2009年甲型H1N1流感大流行、2012年中东呼吸道综合征（Middle East Respiratory Syndrome，MERS）、2013年人感染H7N9高致病性禽流感和2019-冠状病毒病（coronavirus disease-2019，COVID-9）。在历次疫情中，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Pulmonary and Critical Care Medicine, PCCM)均参与领导抗击疫情的工作，在防控、救治、科研攻关等各个方面均作出了极大贡献。呼吸系统传染病除了遵循传染病的共同规律外，有其自身特点：

      一是大部分呼吸系统传染病存在飞沫、空气等传播方式，防控难度大大增加。对于飞沫传播和空气传播的疾病，致病原通过咳嗽、喷嚏等形式排出传染源体外，其后通过吸入的方式进入易感人群体内、进而侵入呼吸道黏膜导致感染，因此在标准防护基础上须采取佩戴口罩、甚至负压病房等措施。此外，人群的流动性和聚集程度和呼吸道病原体的传播密切相关。

      二是呼吸系统传染病的症状特别是首发症状除了发热外，以咳嗽、咳痰等呼吸道症状为主，严重者可有呼吸困难。这就决定了呼吸系统传染病的患者首诊更多是在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PCCM），因此PCCM专科医师在疾病的早诊断、早预警、早防控方面至关重要，纵观结核病的防治历史更是显而易见的。

      三是呼吸系统传染病具有独特的病理生理机制，反映在病情监测和治疗方面表现为氧合情况和呼吸支持特别重要，例如早期发现缺氧并给与合适氧疗可改善患者预后、感染所致的肺内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ARDS）的处理相比肺外ARDS更为复杂和困难等。因此，在呼吸系统传染病的救治中，PCCM具有更强的专业优势。

      从SARS到COVID-19 呼吸人贡献智慧与力量

      2003年初的SARS在中国累计诊断7082例（其中香港1755例）、死亡648例（其中香港300例）。这次疫情披着“非典型肺炎”的外衣而来，起初造成医务人员感染率显著高于其他人群，但是我国以呼吸专科医师为主力和代表的医务人员奋不顾身投入抗击非典的战斗中，以专业知识和忘我精神挽救生命、缓解民众恐慌，最终取得了抗击非典战役的全面胜利。2013年中华医学会呼吸病学分会编辑出版了《SARS十年回响——中国呼吸界的情感与思考》一书，序言中钟南山院士写道“不唯书，不唯上，只为实”，时至今日，仍有很大的现实指导价值和意义。

      2003年之后，国家从政策到经费层面均针对呼吸道病毒性传染病的防控给与了大力支持，在整体防控体系方面取得了明显的进步。随着分子生物学诊断技术覆盖面的扩大，临床医生对病毒性肺炎有了更深入的认识，重视程度也有所提高。《中国成人社区获得性肺炎诊断和治疗指南（2016年版）》对“病毒性肺炎”的诊治进行了专门论述。2013年人感染H7N9高致病性禽流感疫情时的第一例即由PCCM专科医师诊断。随着PCCM规范化培训的展开，学科对呼吸重症的建设力度有所加强，呼吸专科医生对重症肺炎的救治能力有了提高，历次疫情中危重症病例的抢救工作中都能看到PCCM专科医师的身影。同时，国内病毒性肺炎的研究水平也不断提高，频频在国际顶刊上在回答这一领域的关键临床科学问题，并在国际交流和合作中取得了一定的话语权。

      2019年岁末，COVID-19在武汉爆发。截至2020年3月14日，全国累计确诊81021例，海外确诊64328例。

（本文来源于网络，作者不详，本网站节选其文章部分内容，深表感谢） 
                                                曙光  编